看到那份来自检测中心的加急报告时，杨平心中最后一丝疑虑消散。

这种催吐剂明显是人为让乐乐服下的，杨平终于明白，赵主任作为南都附一儿科掌门人，什么样罕见的器质性疾病没见过？他亲自跟进这么久却选择转诊，说明他可能已经隐约触摸到了真相的边缘，但缺乏确证，更缺乏处理这种极端敏感情况的多学科支持系统。将病例转给以创新思维和跨学科见长的杨平，既是无奈之举，也是明智之选。

这个诊断一旦坐实，不仅关乎一个孩子的健康，更关乎一个家庭的存续，甚至可能引发医疗纠纷，毕竟孩子在南都附一就诊两年，附一团队是否该更早发现问题？直接摊牌将是灾难性的，对患者家庭是，对两家医院的声誉和关系也可能如此。

他需要一个周全的计划，既要揭示真相保护孩子，又要给母亲一个接受帮助的台阶，还要顾及转诊方南都附一的立场和颜面。这已经不只是一次医疗诊断，而是一次涉及医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、甚至社会学的复杂干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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